一
承載著福清改革開放的記憶，承載著海內外太多太多鄉親的懷念，福清改革開放的標志性建筑--融僑大酒店舊樓，于2014年10月拆除，消失在公眾的視野里，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座現代高層建筑物。
“要拆除，好可惜啊！”“讓人懷念，她見證了福清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歷程！”“以后只有回憶了！”許多海內外鄉親得知融僑大酒店舊樓拆除，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嘆與懷念，一句“可惜了”,折射出他們對融僑大酒店那份揮之不去的懷舊情結……
對融僑大酒店的懷舊之情，莫過于林文鏡先生和時任融僑開發區管委會主任一職的魏唐茂先生了。當年，他們不僅是興建融僑大酒店的見證者與參與者，同時還是具體的決策者、組織者。其間還蘊藏著鮮為人知的一段難忘的歷史。直到今天，回想起當初那段艱難的歲月，他們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二
一提及融僑大酒店，林文鏡先生和魏唐茂先生的記憶便象沖出閘門的洪水，一瀉千里。他們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提出福建、廣東要先行一步改革開放，福建就是在那時設立了廈門特區。1983年，福州開發馬尾，改革浪潮開始在福州地區涌動，福清縣委、縣政府開始探索、尋找福清的出路。圍繞著“福清怎么辦”這個問題，經過反復討論，縣委、縣政府決定：福清要想闖出改革開放的路子，必須得走一條具有福清僑情特色的道路，發揮僑的資源與優勢，把福清的經濟搞活。
為了把福清縣委、縣政府的這個決定傳達給海外的融籍鄉親，當年，在對外聯絡極不方便的情況下，只好通過許許多多的僑眷，向海外鄉親轉達政府的信息。從1986年起，不少旅居海外的鄉親陸陸續續返鄉探親，投石問路一探究竟。林文鏡先生說，他就是在1987年4月與林紹良先生一道組團帶領印尼鄉親返鄉考察的。考察期間，考察團認為福清要改變面貌，光靠傳統的輸血方式，不足以改變社會面貌。因此，必須得用實業幫助福清發展。回印尼后，他們把考察的情況向全印尼鄉親通報，爭取更多的鄉親參與家鄉建設事業。
福清的發展思路和海外鄉親的想法，得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當時，福清縣委、縣政府決定在宏路的上鄭一帶建實驗區，與華僑共同創辦。1987年10月，福清成立了“融僑開發中心”,拉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帷幕。魏唐茂先生出任“實驗區”常務副總指揮。
魏唐茂先生回憶說，他剛上任伊始，來到上鄭村，站在制高點上極目四望，但見山崗起伏，亂墳遍地，荒草萋萋，溪灘交錯，黃土泥濘。在這荒涼的地方建設工業區，不禁讓人倒吸一口冷氣。
還有最關鍵的問題，當時對如何與華僑合作的問題，誰都沒有半點經驗，魏唐茂首先拜訪了當時負責引進外商投資辦廠的林文鏡先生，聽取華僑對建設實驗區的設想。林文鏡先生告訴他，福清要想闖出一條改革開放的路子，就必須走一條別人所沒有走過的路，思想要再解放點，膽子要再大一點，國內沒有參照物，可借鑒國外的經驗，先行先試，發展生產力，在這特別時期，應該要賦予“僑”有更多的自主權。
魏唐茂先生把林文鏡先生的想法向福清縣委、縣政府作了匯報。縣委主要領導認為，林文鏡先生的想法很有前瞻性和靈活性，搞融僑實驗區經濟建設，就必須得突出一個“僑”字，重視“僑”的力量，以“僑”為主體，解放生產力，廢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把“僑牌”打好。
隨后，在華僑力主下，福清縣委、縣政府出臺了“五帶”、“七制”政策，鼓勵華僑“帶資金、帶原料、帶技術、帶管理、帶市場”進駐融僑實驗區，“自定項目、自攬工程、自招員工、自找合作伙伴、自行管理、自進設備、自訂制度”搞建設。這充分調動了“僑”的積極性，在海內外鄉親齊心協力下，實驗區里的第一座廠房只用了27天就蓋起來了，創下罕見的“福清速度”,整個實驗區建設如火如荼展開。
福清的“五帶”、“七制”政策，為福建省的改革開放起到了帶頭作用、窗口作用和示范作用。福建省、福州市政府十分支持融僑實驗區的開發建設，不僅允許華僑及港澳臺企業帶項目、資金進來，而且允許可自行選擇場地，以此助推福清招商引資的不斷深入，推動融僑實驗區的建設發展。
但是，“實驗區”在建設之初，歷經了千辛萬苦。在福清這個不具備工業條件的農業縣發展工業，舉步維艱。那時的福清不僅電力供應嚴重不足，居民用電送一天、停一天，而且沒水。歷史上福清是一個“十年九旱”的缺水之地，當時只有一個5000噸級的水廠，只夠勉強供應城區居民的生活用水。在缺水少水下，所有進駐實驗區的工廠，全部得靠打深水機井解決生產、生活用水問題。不僅如此，當時的交通十分不便，宏路至福清縣城只有一條9米寬的沙土路，區內只有鄉間小路，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難行。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通訊不便，手搖式磁石電話，成了當年福清對外聯絡的唯一通訊工具。
魏唐茂先生說：“在如此艱難環境中，落戶實驗區的工廠、企業主一遇到沒水、沒電、沒路、沒通訊便來找我，甚至連到縣城掛電話也要我陪同他們。記得1987年春夏之交，被譽為‘東南亞蝦王’的72歲老人林子金先生率先落戶融僑實驗區，創辦了冠源輕工業制品有限公司，生產出口鞋帽。有一天，他為了跟香港的客戶聯系業務，要我陪著他到福清縣郵電局掛電話，但折騰了3個小時也沒掛通。子金先生非常焦急，除留下手下的一名助理繼續等候外，我又陪著他上福州東街口郵電局掛電話。誰知路途遇堵車，花了3個半小時才到東街口，來回花了近7個小時。回來后，福清的電話還沒掛通。打一個電話花了10個小時。”
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那時，管委會幾乎成了“滅火隊員”,整天圍著水電、交通等問題轉，千方百計地想盡一切辦法為企業破解難題，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困難。
在艱難條件下，融僑管委會采取“縮小包圍圈”、“各個擊破”的辦法，按照總體規劃，進一個項目，修一條道路，逐步開發，逐步配套，解決實際困難。沒電，壓百姓、機關單位生活用電，靠壓一點、省一點的電力，支持企業生產。
盡管如此，海外鄉親還是蜂擁而至返鄉參與家鄉建設。其時，還有一個住宿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福清城區沒有一家星級酒店，比較“高級”的只“華僑大廈”一家，說是“大廈”,其實是招待所的別稱，設施很簡陋。除此之外，還有位于南門兜的“福清旅社”和位于小橋街的“勞務酒家”,都只是招待所級別的。不論是“華僑大廈”,還是“福清旅社”,都沒有大型的議事廳或會議室，更沒有國際電話和沖水馬桶、單房衛生間設備。有的海外鄉親初來乍到，對衛生極差的“公用廁所”很不習慣。沒有星級酒店的福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鄉親返鄉的步伐。林文鏡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為此，林紹良先生、林文鏡先生等一批僑領認為，福清要想“筑巢引鳳”吸引更多的僑胞返鄉參與經濟建設，就必須有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的星級酒店，以解決來往的海外華僑和投資者的后顧之憂。林文鏡先生甚至把所要建的酒店的名字都想好了，要冠之以“融僑”兩字。
福清縣委、縣政府認為成立“融僑大酒店”的方案可行。但當時的政策是不允許僑資辦星級酒店的，設立“融僑大酒店”遇到了種種阻礙，以福清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沖破阻礙的。怎么辦呢？
當福清想設立“融僑大酒店”而得不到批準的消息傳到福建省委時，引起省委主要領導的高度關注。省委主要領導認為，福清的海外鄉親回鄉創業，其規模之大、熱情之高、人數之多、投資之巨、范圍之廣，都創下我省各縣市之最。如果設立“融僑大酒店”不被批準，將大大地挫折海外僑胞回鄉創業的熱情，福清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局面，將嚴重受挫。為此，時任省委書記的王兆國，以及后來的省委書記程序等同志，專門為此事親自到北京“說情”,懇求先行先試，特事特辦，網開一面支持福清的建設與發展，國家發改委這才特別批準建設“融僑大酒店”.融僑大酒店也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了。
三
融僑大酒店選址在西門虎獅橋旁，當年那里是城鄉結合部。融僑大酒店占地50畝，酒樓建筑面積9723平方米，于1990年7月25日試營業，同年11月25日正式開業。酒店內設施完善，設備先進，有客房101套，豪華三套房、雙套房、單人房及標準房。客房皆備有中央空調系統、磁卡門鎖、電子保險箱、音響系統、國際直撥電話、電冰箱、迷你酒吧。還有總服務臺、中餐廳、咖啡廳、多功能廳、舞廳、商務中心、美容廳、醫務室、小會議室等。
融僑大酒店從1990年7月開業至今，共接待來自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韓國、美、英、法、德、日本、荷蘭、意大利、斯里蘭卡、玻利維亞及港、澳、臺等30多個國家、地區及全國各地賓客計200余萬人次。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李鵬、朱镕基、田紀云、錢其琛、喬石、宋平等都下榻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鏡頭，給融僑大酒店的歷史增添了光輝。
魏唐茂先生說，當年，融僑大酒店的規劃建設很有前瞻性。融僑大酒店從1990年投入使用至今，依然還是一流酒店，依然是商界、政界重要客戶首選的下榻酒店。
當時的許多老干部覺得有招待所就已經相當不錯了，他們認為要保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傳統，反對建星級酒店。林紹良先生、林文鏡先生等一批僑領力排眾議，還另外拿出200萬元人民幣，把福清當時最大的招待所僑聯大廈也按照星級賓館的標準裝修一新，極大地改善了客商入住環境。
1991年，融僑大酒店評為三星級酒店，1996年評為“全國百家優秀飯店”,2007年2月17日評為福清市首家四星級酒店。
2014年10月，為升級改造提高檔次，融僑大酒店拆掉舊樓，將在原址上建設一棟16層建筑，建筑面積為55641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積為3579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積為19847平方米。改造后酒店總規劃指標為：建筑密度35.1%,容積率2.71,綠化率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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