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田有文字可查歷史近千年
我的家鄉龍田鎮是福清人口最多、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聞名遐邇。但是，龍田之名聲在外，還因為她古稱牛田，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率領大軍于此打了兩場大勝仗，殲敵無數，大快人心，史稱“牛田大捷”.這段輝煌史實，《明史·戚繼光列傳》以及戚繼光長子戚祚國撰寫的《戚少保年譜》中都有詳盡描述，閩、融地方史書更是大書特書。所以稱之牛田，相傳古代這里為灘涂青草地，專為官府放牧牛馬而設，宋代就逐漸成為人口商貿集鎮。清乾隆年間修纂的《福清縣志》載有“方括圖”（即福清地圖），標有“牛田鎮”.在“建置志”中有宋延佑年間（1086-1094年）建有官府管理鹽業的“牛田鹽課司，在縣東南時和里”的記載。在“地輿志”中有“牛田市，在時和里”.當時所謂的“鎮”、“市” 不是行政區劃，指的是“宋代以后縣以下的小商業都市”（《辭海》），說明牛田已具有一定的人口經濟規模，集市貿易相當興盛。下文引用的葉向高文稿中形容為“萬家之鄉”,“巨鎮”之“最盛者”,可見一斑。
牛田的地名較早出現于宋延佑年間的“牛田鹽課司”,至今已有920多年了。再往前走，還能跋涉追溯“牛田”之源頭嗎？孤陋寡聞如我，實在無能為力了。
現在，除了福清老百姓數千年來不改初衷，在方言中一往情深地呼喚“牛田”外，地名“龍田”,已通行通用100多年了。那么，是什么時間、什么原因要更名呢？一般的說法是，清末，隨著“牛田”集鎮的不斷繁榮，當時在街道南端建有一座牌坊，上有“登龍門”,附近挖有“龍舟塘”.當地百姓為祈求安康幸福，如金龍騰飛，遂改稱“龍田”沿用至今。作為土生土長的龍田人，我一直相信這個說法而未予深究。小時候雖沒見過“登龍門”,可跟隨母親到“龍船塘”（方言）水邊石條子洗衣裳，清澈涼爽的塘水沒過膝蓋頭，童稚眼里，那可是“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啊。再后來，“農業學大寨”填塘造田，“知青”的我在這水田里插秧割稻子，再再后來，這里蓋起了一座座小洋樓……
牛田自古雅稱龍田
今春閑時翻閱明三朝宰相葉向高自撰《蒼霞草全集》，繁體豎排不斷句，依舊一知半解地啃著。無意間發覺葉老先生對“牛田”滿懷深情，多次為 “牛田”的人與事寫文章，并且使用“龍田”這一地名。這里僅舉三例：
《蒼霞余草卷之二》有《福廬靈巖記》：“入福廬有兩路：一自龍田（加粗號為筆者所加--下同），一自貞塘。自龍田入者，抵山下有棹楔，額以‘福廬真境'.”
《蒼霞余草卷之三》有《思山張翁八十壽序》：“自融以東多巨鎮，而最盛者曰龍田。其阛阓之櫛比，市肆之殷闐，衣冠文物之繁伙，甲于一邑。故家大族冠者蓋相望。”又有《裴亭何翁六十賓飲序》：“吾邑有龍田，蓋萬家之鄉也。閭井櫛比，列肆如林，漁鹽谷粟，珍鮮縞纻之利，衣被一邑。其人備四民之業，而以什一起家者，往往不乏。” ??? 當然，“牛田”的地名還是要用的：
《蒼霞草卷之十》有《重修報功祠記》：“當公（指戚繼光--筆者注）之去閩，倭益肆。其巢吾邑之牛田者，亦不下數千，至耕牧其地為長久計。戚公一鼓蕩其巢……”
《蒼霞余草卷之九》有《明贈中憲大夫廉州府知府恭齊何公偕配薛太恭人合葬墓志銘》：“贈公諱善為，字舜治，別號恭齊。先世自固始，不知何時卜居牛田。”
葉老先生文集中對“牛田”、“龍田”地名的交叉使用，令我驚詫，顛覆了自己固有的觀念。葉氏與戚氏系同一時代人，戚比葉年長31歲，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家軍取得第一次“牛田大捷”時，葉氏才3歲，從在娘胎中便跟著母親在倭亂中四處逃難。葉文明證，至少在彼時，“牛田”、“龍田”便已并用。或許老先生在祝壽，或壽辰“賓飲”時，“雅事”用“雅稱”--“龍田”.若是，便可得出結論：牛田，雅稱龍田。
再說“登龍門”.幾年前“登龍門”石門額在龍田二村出土，現被鑲嵌在該村觀音閣外墻上。日前再次前往觀摩，這是一條長3.11米，寬0.73米，單面的石門額，應該是寨門的門額，而不是牌坊。左邊一行豎排小字系“宣和二年歲次庚子仲春”.宣和為北宋徽宗末年，庚子年系1120年。這說明“牛田大捷”之前的440多年，“牛田”就是一大商業集市，街道南端已經建有“登龍門”.所謂“清末”時期，充其量只能算重建。由此可見，因清末建“登龍門”而改稱“牛田”為“龍田”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其實，“龍田”的來源還要提到“群經之首”的《易經》。《周易》乾卦的第二爻“九二”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直譯：龍出現在田間，有利于大德之人出來治世）。有了“登龍門”,有了“龍船塘”,文人雅士或許以為“牛田”土味太重，借用《易經》乾卦生機勃勃的第二爻，將自己世代居住的“巨鎮”雅稱為“龍田”.一如福清雅稱玉融。“登龍門”所在地張厝村（現稱二村），其始建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的“清河張氏宗祠”里有一副古老對聯：“清河流厚澤，千年見于龍在田；福邑肇宏基，五世鳳鳴昌厥后。”跟二村比鄰的何厝（三村）始建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的“廬江何氏宗祠”也有一副老對聯：“龍從田見開科甲，廬合江流衍派支。”都表達了同樣的愿景。竊以為，“龍田”作為牛田的雅號，可以認為是很早就緊隨其后的。對于這一古鎮來講，“牛”是她的根本，她的物質基礎；“龍”則是她的靈魂，她的精神追求。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啟用龍田地名？
現在我想知道，從地名學的角度看，雅號“龍田”什么時候正式取代“牛田”呢？據《福清市志》（1994年）卷一之第二章《行政區劃》介紹，“宣統二年（1910年），縣籌辦自治，除城區外，劃5鎮、10鄉，并置城鎮鄉籌辦自治公所和城鎮鄉自治會。5鎮：東張、海口、漁溪、龍田、高山；……”這是信史。說明至遲于1910年“牛田”已更改為龍田。那么之前，還有可能性嗎？
校址位于龍田的福清第三中學，其前身為來華教會創辦的“培元書院”,擁有120多年歷史。原校長王欽發在該校工作期間，萃聚了不少珍貴檔案資料，在他應約為我提供的文史資料中，有5份相連貫的“福州美華書局活版”印制的《美以美教會年錄》，整版刊載“福邑培元書院報單”.首張注明時間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指出“除傳道之子弟在縣肄業外，宜另立一所在牛田地方，以便諸生童學習焉。”此外，該報告還有三處提到“牛田”.證明1895年仍然名之曰“牛田”.
接下來一張“福邑培元書院報單”的時間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僅隔一年時間，報告中的“牛田”就變成“龍田”:“憶舊年書院分為兩所，一所在縣中，一所在龍田。”該報告還有三處提到“龍田”.另3份《美以美教會年錄》，分別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均明白無誤地提到“龍田”,“牛田”的舊地名業已消失。以西人（含為其服務的華人）辦事之嚴謹認真，對教會創辦的書院所在地，不會擅自變更地名的。何況西方宗教對中國的“龍文化”也不感興趣。那么，是否存在以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為分水嶺，牛田正式更名為龍田的可能性？--這只是筆者的孤證，難以確論，希望看到更多的佐證。
地名是歷史的活化石。地名就是鄉愁。從牛田到龍田；從先民牧牛放馬的海灘地，到如今欣欣向榮的省級小城鎮綜合改革建設試點；滄海桑田，一路相伴，一路驚喜。緬懷戰鼓聲中戚家軍平倭的刀光劍影；見證退隱鄉間的宰相葉向高開辟福廬山，“秀甲閩越”,而后毀于“文革”、于今重修；感受傳統文化中“龍文化”、“《易經》文化”對先民審美理念的浸潤；記載祖先對繁衍其中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認知與思考；也蘊含著城鎮化進程中如何延續文化命脈的啟迪。我不想“獨樂樂”,愿與龍田的鄉親共享之。并請教于對地名文化有興趣的讀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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