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出席世界福清社團聯誼會第七屆主席團第二次會議
我剛剛聽說，我是2016年廈航飛得最多的金卡會員之一。我自己算了算，的確，去年一年，我往返中國13次。從1995年開始回中國投資，特別是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文化昌盛，我回國的次數越來越多，見證了中國方方面面的巨變。
像我們做生意的人，免不了產生一些經濟糾紛。以前碰到這種事情，大多是自己上門討要，吵架是難免的，費時傷神。現在不同了。欠錢？法庭上見！
一個多月前，我回家鄉福建省福清市，見到我的一個堂姐。她沒上過學，大字不識幾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人很聰明，生意做的很好，目前她的公司擁有幾百號員工。她的手機里有1000多個聯系人。雖然不識字，但她如果想找哪一個人，馬上就能從手機里調出來。由此可見，不管是生活中還是生意上，她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這樣的人，做生意不可能不成功。
但是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也會碰到很多麻煩。福州市五星級酒店的海鮮，大部分都是由她的公司供應的。有時候，貨付出去了，錢收不回來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以前，她只能自己打到債主的門上，講道理、發火、吵架，往往無濟于事，還把一個柔弱的女人變成了女漢子。
這次回中國，我跟她吃飯聊天，發現她變化很大，從前那種高門大嗓不見了，精神上變得松弛了，整個人都顯得更溫柔、更漂亮了。她告訴我，正在找律師打官司，一個2000多萬的經濟糾紛。現在遇到這種事情，都交給律師就好了。
這件事情讓我很感慨，也讓我想起20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亞的一段經歷。
1989年，我從福清只身來到悉尼。走出機場，口袋里只有50澳元，人還得了重感冒。沒辦法，為了生存，即使是39度高燒，也得去打工，洗碗、搬磚、刷廁所，什么都干。幾天后，我在一家意大利人開的櫥柜廠找到工作。
一次，一個木工出了技術差錯，影響了產品質量，讓老板損失了一筆錢。老板追查時，那個木工把責任推到我身上。于是，老板當即給我結算了工資。盡管當時不懂英文，一看這情景，我也知道，他是把我“炒魷魚”了。我心里很委屈。明明不是我的錯，而且，我在國內時就是做家具的，也不可能犯這樣的錯。但是，苦于不懂英語，我無法為自己申辯。
第二天，我拿出老板給我的工資中的100元，請律師幫我寫了一封申訴信，并且表示，我可以做一件同樣的產品。老板給了我機會。于是，我的技術專長得到了展現，我做的產品讓老板很欣賞，立刻重新召我回廠，還給我加了薪水。
2015年10月10日，澳大利亞聯邦總理特恩布爾、中國駐澳大使馬朝旭、中國駐悉尼總領事李華新會見福清同鄉會部分領導，左二為作者
從此，我在這家工廠站住了腳。雖然我有做家具的經驗和技術，但是，英文是個難題。這一行中，光是五金配件就有幾百種，材料也有幾百種，專業詞匯很多。我只好下笨功夫，在每樣產品上貼上紙條，寫上英文單詞。功夫不負有心人，付出就會有收獲，1993年，我和好友合作，開辦了屬于自己在澳大利亞的家具廠。我剛到澳大利亞時的那位意大利裔老板，給了我很多機會和幫助，我們一直保持聯系，每年他的生日，我都會去看他。現在他已經90多歲了。
經過將近30年的拼搏，我在澳的公司現有1000多名員工，公司業務遍及全澳及中國大陸，這些成果來之不易。作為海外華僑華人，我們接受過很多當地人的幫助，所以我總是在想，怎樣為促進祖(籍)國和居住國之間的友好交往做一些事情。
早在1993年，我把家具廠建在奧本時，這里就成了福清人的聚居地。到現在為止，這一帶居住有兩三萬福清人。隨便走進一家店鋪，都可能是福清人開的。曾幾何時，一說到福清，人們總是聯想到“偷渡”。作為福清人，我一定要改變這種偏見。
在我的心目中，福清人吃苦耐勞，重信用，講義氣；重鄉情，講團結。他們在異國他鄉打拼，為當地經濟建設出力，創造就業機會，依法納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據我所知，福清人在中國國內人口約為130多萬，但是在海外，世界各地的福清人也有100萬人左右。
作為早期來到澳大利亞的福清人，我要給他們創造一個“家”，大家互助友愛的“家”。我和幾位老鄉商議，形成共識。1995年，成立了澳大利亞(悉尼)福清同鄉會，由我當時的合作伙伴陳勵強擔任會長，我任監事長，會址就設在我的廠里。
20年來，同鄉會會員單位發展到7000多個。2014年，我接任第10屆會長后，希望在我任內，建成一個永久性的多功能的福清會館。這個“家”里，有中文學校、應急小組、圖書館、健康中心、活動中心。為了這個會館，歷任會長、行政干部及福清老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真正體現了福清人的凝聚力。還有10個月，這個總耗資600萬澳幣、靠民間捐款的福清會館就即將落成了。可以說這是目前在澳大利亞華僑華人社團中第一個實現靠民間力量建成的會館。
當會長，建會館，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宣揚福清人的正能量。2014年，我促成奧本市和福清市締結了友好姐妹城市。這是福清市歷史上第一次與海外建立友好城市。2015年，由我個人捐助在悉尼召開了世界福清社團聯合代表大會，全球200多位福清社團代表參加了會議。
到現在，我的人生，一半在中國，一半在澳大利亞。我相信，即使是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地域環境，不同的意識形態，依法辦事，這是相同的。我高興地看到，中國這五年來，在依法治國，建設法制國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社會法制觀念明顯增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