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年前隱元大師東渡與“政治使命”無關

“政治上的原因。甲午年離中左赴日前，隱元有《中左江頭別諸子》偈，最后兩句是：‘暫離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凈是歸期?！^‘碧天云凈’，不是指自然界的天氣，而是指政治氣候。萬里無云，一片光明，隱喻明朝復興。這就是他歸國之日。”（《書信》第24頁）

其五、隱元東渡負有政治使命。其根據有：

隱元于順治十一年五月初十離開黃檗，于六月初三到達鄭成功抗清斗爭的根據地中左。成功送齋金為供，并派舟護送?！岸嵆晒χ畵艽o送’，有如今天的專機、專列，是在此前后東渡僧人從未得到的隆重禮遇。聯系到隱元復明抗清的立場，黃檗弟子參加武裝抗清斗爭的事實，以及鄭成功當時正在一面與清朝進行政治上的談判（和議），一面向日本求援的行動……我認為隱元東渡的重要原因，是他負有重要的政治使命，是鄭成功的一名‘親善使節(jié)’?！保ā稌拧返?1頁）

綜上所述，陳智超等認為“負有政治使命”是隱元不顧63歲高齡和臨濟宗中享有盛名的地位，以及老師費隱的嚴詞阻止，而不顧一切毅然前往的真正原因。

二、隱元東渡為拯救日本佛教和“子債父還”

那么，歷史的真相又當如何呢？

第一，隱元的東渡不是偶然的。決定東渡是基于兩點考慮。第一，隱元東渡前在日本臨濟宗就享有盛名。如崇禎十五年（1642）福清萬福寺刊刻的隱元語錄舶載長崎時，日本妙心寺僧侶爭相購買閱讀。明朝滅亡后，有逸然性融、凈達覺聞、蘊謙戒疏等名僧東渡，使隱元在日本名聲比過去都大。

當時，日本只有臨濟宗，僧侶重視程朱理學教養(yǎng)，從而傳播了帶有禪門色彩的宋儒理學文化，曾創(chuàng)造輝煌一時的“五山十剎”。但是，經過“應仁之亂”，“五山十剎”受到嚴重破壞，幾成灰燼，臨濟宗勢力衰退，禪風敗落，直到隱元東渡前，禪風一直不振。以日本臨濟宗名剎普門寺為例，由于“應仁之亂”罹殃，梵鐘亦毀而鑠之。隱元來到時，“無殿堂之沒，無寮食之區(qū)”，只有“破屋數椽”。邀請中國高僧東渡，把振興日本禪宗的希望寄托在了高僧們身上。隱元當時系臨濟宗第三十一代傳人，振興日本禪宗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日本方面，視隱元之東渡為“祖師西來”，期望他能振興處于沉滯狀態(tài)下的日本佛教。歷史上，日本僧人到中國留學、參拜朝師，曾為日本佛教帶來清新之風；而這時企圖去中國留學的僧人，又因鎖國而不能實現，因此他們把從中國來的大禪師看作是“祖師西來?！?/p>

第二，順治八年（1651）弟子也懶應長崎崇福寺邀請東渡，不幸溺死，使隱元非常悲痛，題偈哀悼。所以隱元稱自己此次東渡乃子債父還。

日本萬福寺黃檗文化研究所次長大干郎先生對隱元的東渡曾這樣論述的：“興福寺的逸然性融，是長崎唐三寺眾僧中的長老。在他的主持下，三次懇請也懶的本師隱元。隱元為完愛徒愿，毅然應請，所以他在后來給本師費隱通容的信中說：‘日本之請，原為懶首座弗果其愿，故再聘于某，似乎子債父還也’。”

第三，鄭成功的撥船護送僅僅是出于禮節(jié)。

隱元生活的時代，屬中國歷史上兩大封建王朝政權交接的動亂不安的時代。明朝滅亡后，舊部鄭成功率兵據守福建東南沿海一帶，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為了防止清軍的南下滲透，鄭成功實行禁海策略，對沿海一帶的船只實行軍事管制和封鎖，未經批準，任何船只不得出海。

隱元想從中左島（廈門）東渡出海，當然必須得到鄭成功的批準。隱元抵達日本后，鄭成功于七、八月間給隱元寫了這樣一封信：

“得佛法教，頓開悟門。執(zhí)手未幾，唯有臨風神想耳。但日國之人雖勤勤致請，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風廣播乎？抑虛慕名而姑為此舉耶？倘能誠心皈依我佛，自當駐駕數時，大聞三昧。不然不必淹留歲月，以負我中土檀那之愿。況本藩及各鄉(xiāng)紳善念甚殷，不欲大師飛錫他鄉(xiāng)，所以撥船護送者，亦以日國頂禮誠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龍?zhí)煜鄬?，弘道誠莫分于彼此，審勢自不無后先，唯大師慧炤之。其黃檗叢林弟子，自當仗佛力保護。無庸致慮也。盈盈帶水，神注徒深，屈指歸期，竟知何日？謹啟。法駕榮行，本藩不及面辭。至次早聞知，甚然春念，愈以失禮為歉。端帖回拜，謹即附聞。名單具?！?/p>

這封信，字里行間流露出鄭成功對隱元大師的依依眷念之情。他不僅流露出“不欲大師飛錫他鄉(xiāng)”之情，而且還擔心“日國之人雖勤勤致請，未知果能十分敬信”，恐其中有詐，希望“當駐駕數時”、“不必淹留歲月”，以慰“本藩及各鄉(xiāng)紳善念甚殷”之心。

這封信，怎么看也看不出其中的政治和軍事動機，以及“親善”和“專列”的痕跡。鄭成功已經說的非常清楚：之“所以撥船護送者，亦以日國頂禮誠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一切都是出于禮節(jié)，毫無其他瓜葛。派船護送，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第四，清廷禁海和日本黃檗寺落成，是隱元客留他鄉(xiāng)的原因。